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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的心理分析
影片名称：《阳光灿烂的日》（In the Heat of the Sun）
制片国家：中国（大陆/香港）
导演：姜文
主要演员：夏雨、宁静、陶红、耿乐
上映时间：1994年
片长：128分钟
获奖情况：第51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奖，新加坡第8届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1996年中国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剧本改编、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最佳音效六项大奖，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1995年度全世界十大最佳电影”之榜首
案例点评
“文革”是整个社会文明遭到空前浩劫的时代，老一辈革命家蒙冤受屈，青少年被贻误毒害。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孩子，在本该与教室、书本、运动场为伴的年龄，却远离了这些，荒废了无数大好时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然而，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却以一个全新的视角，表现出灾难年代中也有晴朗天空，并且以反主流审评的新立场描述那些被认为是“不学无术、害群之马”的令人痛心的孩子。它抛却政治的、道德的准则，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自由、快乐、纯真有浮躁的孩子的世界。影片以画外音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及画面上“我”的故事向观众展示了“文革”后期一类孩子的一段成长经历。影片的主人公是正处在“青春躁动期”的一群十六七谁的孩子，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马小军们进行心理分析。
一、 时代赋予的英雄情结：价值观的投射和演绎
很多人认为，人性恶在马小军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社会环境的影响。影片反映的是“文革”时期的故事，影片中的英雄主义环境对青少年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是他们无意间内化了时代赋予的英雄情结。
影片从马小军的童年开始，童年马小军在送爸爸去贵州党军代表时就说道：“如果中苏开展，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将由此诞生，那就是我。”这种对英雄业绩的向往是很好的基础理想。这个理想贯穿了马小军的童年于少年时代。马小军等的行为也与这个理想密切相关，只是因为没有正确的指导，他们用了一种变相的行为来塑造自己的英雄形象，开拓自己的英雄道路。
我们看到，马小军学会配置钥匙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打开家长的抽屉，当他看到父亲的勋章时，用奖章挂满自己的汗衫，在镜子前做接受检阅状，并对着镜子练习正步走、敬军礼、行注目礼等。这是孩子最纯真、朴素的感情，表现出他的英雄崇拜心理。在马小军迷恋配钥匙后，每当他制造的万能钥匙致使一个个锁孔跳开时，那种用毛线换来的欢欣与刺激是无以复加的。在他看来，锁是钥匙的天敌，万能钥匙恰恰证明的是它的拥有者无敌于天下，这正是英雄情结的投射。当米兰来部队大院玩，马小军和“大蚂蚁”表演《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片断，也流露了他们对英雄的热爱与钦佩。尔后，马小军又高喊“我要飞，飞向天空，飞向云霄，飞向克里姆林宫，飞向列宁格勒”，并且真的“飞”到大院最高处的大烟囱上。这些都表现了他少年时代的勇敢与赤诚。打群架时，他更是每每冲锋在前，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和英勇无畏，对已被打瘫在地讨饶不迭的对手还要狠命地补上一砖头。把她推荐给刘忆苦等哥儿们，同样是为了达到大家确认其男子汉的魅力，给人一种肯定的英雄形象的目的。由于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尚未确立，对古典英雄主义和正剧英雄深刻内蕴的无知在混乱无序的社会环境里，主人公潜意识中的英雄情结便寻找到了合适的突破点，以青春的盲动形式显现出来。影片对他们生活的描写，符合时代特有的英雄主义环境，他们的生活，正是他们自己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自身的特殊需要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
二、 自我、本我和超我的失衡：缺少“超我”控制的“自由表演”
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心理学大师佛洛伊德（Freud.S.）将人格结构分成三大基本系统——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是人格的原始部分，是与生俱来的，包括一切本能的欲望和冲动，它不能忍受因本能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紧张和焦虑，它要求满足以缓解或消除紧张。本我按照快乐原则在人的潜意识层中活动。
“自我”是人格的理智部分，处于意识于无意识之中。自我根据现实原则对本我的欲求进行检查，对本我与外部世界或本我与超我间的关系进行协调，并选择为社会所接受的合理行为。
“超我”是人格中的道德部分，它最初是通过认同并内化父母的准则建立起来的，随着个体的发展，超我最终成为独立于父母和环境的个人内部准则。从此，个人的自我管理与控制便取代了父母的管理与控制，而个体的人格也因而发展成熟。超我包括两个部分：良知和自我理想。超我按照理想原则指导自我去约束本我的冲动，使自我的行动能遵守道德规范。
按照佛洛伊德的观点，人格结构中的本我、自我、朝我三者间相互影响、制约，从而推动着人格的发展，如果三者间能够保持均衡协调则人格便得以健康发展，反之则影响人格的健康发展。
结合影片可以看出，在一个价值颠倒的年代，在马小军的周围，都是一些残缺不全的人，举目所见都是绝望的、令人气闷和压抑的事实，他无法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一线光明，给自己找到有意义的东西。他的老师和母亲都是被生活磨损得精疲力尽的人，他们声嘶力竭的嚎叫说明了他们处于受压抑的、无能为力乃至绝望的处境；他所见到的衣冠楚楚、神气十足的“朝鲜大使”原来是个冒牌货；将他“受审”、对他进行“训话”的警察、治安人员凶神恶煞、蛮不讲理。马小军最怕的人就是他的父亲了。父亲象征的是规范、秩序、纪律或戒律。然而，对大院的孩子们来说，这种影响似乎已经不存在了，父亲作为一种超我的道德力量已沦为空洞（马小军与他的伙伴们就有一段关于父亲们“作风”问题的议论），应排尿中更多显示的是青春期孩子们的自由座位，其他孩子的家庭都没有提及。
从心理发展来说，青春期（13~18岁）是一个令人相当尴尬、心理冲突非常强烈的年龄阶段。这一时期生理机能的成长速度超过了心理发展的速度，造成了生理与心理发展的不协调。青少年身体的充分发育自然是个体的性能量澎湃，本我中的性欲望也空前高涨，这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超我控制，恐怕自我会更容易听从本我的指挥而追随自己的欲望行事。影片中的孩子们少了超我的约束和控制，，而自我意识、价值观、世界观还处在混沌状态，他们行事的原则只能靠自己的理解或者小群体的要求，抑或跟随和盲从。
三、 成长与发展的冲突：现实与幻想、勇敢与懦弱、肯于否定
在影片中，马小军的冲突表现相当充分。在记忆当中，他将现实与幻想模糊化，混在一起，勇敢和怯懦并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成年马小军对自己过去消极方面的否定和模糊化，对积极方面加以呈现，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也反衬出现实生活的无奈。
马小军是极具想象力的，尤其对异性的想象力。拿他和米兰的关系来说，马小军和米兰的关系应该说是非常“纯洁”的。她们甚至都没有约会，只是马小军在放学以后找到米兰家，两人坐着说说话，聊聊天，米兰听马小军天南海北地瞎吹一气，互相消磨时光，绝对没有诸如拉手、拥抱、接吻这种事情。它们之间没有那种隐私，没有不可以公之于众、只有两人才能分享的东西。而他却在不失时机地幻想。他幻想米兰当着他的面睡着了，他和米兰一起跳舞等等。他把第一次见到的米兰的照片说成是穿游泳衣的，可在影集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米兰也矢口否认。马小军和米兰之间连一种隐隐约约的爱情也算不上，他更愿意拥有想象，在想象中把米兰当作自己的恋人。
勇敢和怯懦的矛盾也是有反映。马小军打假时一砖头把另一个孩子砸得头破血流，当对方捎来话要来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而且一定要他参加时，他自己却有些后悔和心虚了。她明明频繁地寻找米兰，而当米兰问他：“你找过我？”她却做出副绝对无辜的样子：“没有。”他明明为米兰和刘忆苦初次见面的谈话掐入苦恼，嘴上却始终不承认“谁生气了？”“谁吃醋了”自己在生日宴会上和刘忆苦打了一架，却又推翻了这个说法，说他们那天晚上玩得很开心，什么都没有发生。可见“打架”的情节是他自己的想象而已，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真实的，一直潜伏在潜意识里的想法。乘着大雨，他好不容易对米兰说：“我喜欢你。”而当米兰再问时，他却马上改口：“我自行车掉沟里了。”青春的伤感和哀愁，迷茫和困惑，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得到了表达。
影片采用的是叙事回忆的方式，然而成年马小军记忆的混乱足以搅得观众不知所然，甚至让人怀疑他大脑是否有问题。到最后，他几乎全部推翻了自己前面的叙述，说自己和米兰只是通过刘忆苦认识的朋友，并没有什么交往。这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谎言。然而，谎言自有其产生的机制。成年马小军把过去的真实生活和虚幻想象紧密集合在一起，把谎言变成真实的生活。无论成年马小军所述真假，少年马小军的可贵品质都是真实的。马小军的成长历程，同样也是它否定自己、怀疑自己的过程。也正因为自己成年后这样的变化，使他更加怀恋纯真的年代——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